基督教伦理思考| 将奥古斯丁的智慧应用到堕胎和跨性别者的辩论中

伟大的教父主教及神学家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在他的杰作《上帝之城》中辩称：“我们的意志是为了我们的福祉。”这导致了罪恶的行为，因为堕落误导了我们的思维，让我们认为，“我们犯罪是为了促进我们的福祉”。

最近，在思考普京总统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出的理由时，我想起了奥古斯丁的话。普京在5月9日莫斯科胜利日阅兵式的讲话中以及其他几次场合都宣称，他入侵乌克兰是正当的，因为乌克兰人是纳粹分子，他们正计划与北约联合攻击俄罗斯。由此可见，俄罗斯人民的福祉需要乌克兰的“去纳粹化”，因此，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这一目标。

这个论点是奥古斯丁所说的一个经典例子。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普京确实是在为俄罗斯人民谋福利，但可悲的是，他特有的政治偏执让他相信，西方世界正以乌克兰为工具，企图摧毁俄罗斯。这种对世界的错误理解导致他以一种道德上不可接受的方式攻击乌克兰，这种行为在基督教术语中违反了十诫中不可贪图、盗窃和谋杀的命令——贪图是因为他想拥有别人的国家，偷窃是因为他为了实现这一愿望而进行武装抢劫，谋杀是因为这导致无数乌克兰人（以及俄罗斯人）的伤亡。

所有这些都突出了基督教伦理的一个关键原则，那就是，如果我们要避免像普京那样的不道德行为，我们必须学会正确地理解这个世界。正确的道德行为源自正确的理解，而正确的理解又源自对圣经和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研究，上帝所创造的被描述为圣经和自然“两卷书”。

接受这一原则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也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另外三个当前的问题：跨性别主义、同性性关系和堕胎。

就跨性别主义而言，问题在于跨性别倡导者现在越来越多地争辩说，男性和女性之间没有生物学上的区别。跨性别倡导者渴望的是社会对跨性别者及其身份的接受，为此他们主张传统上理解的男性和女性没有客观的生物学基础。因此，5日17日，石墙跨性别包容组织（Trans Inclusion at Stonewall）的负责人在法庭上宣称：“身体并不天生就是男性或女性。他们只是他们的身体。”

这种说法是神学和科学上的无稽之谈。《圣经》教导——科学也证实了——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创世纪1:27），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在于，从受孕的那一刻起，他们的身体就被设计成在性繁殖和孩子出生后的养育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为这样人们才能履行上帝“生养众多”的命令（创世记1:28）。因此，石墙跨性别包容组织负责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身体实际上是“天生的男性和女性”。

了解上帝以这种方式使他创造的人类成为男性和女性这一事实构成了对跨性别问题采取适当的基督教伦理方法的基础。用圣公会伦理学家奥利弗·奥多诺万（Oliver O'Donovan）的话来说，正确的基督教方法是理解：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将身体性征仅仅视为一种原材料，我们可以用它来构建一种仅由我们精神的自由冲动决定的意淫式的我表达形式。性发展中的责任意味着对自然的责任——对我们被赋予的身体形态的有序的善的责任。”

具体地说，这意味着，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人类被呼召作为上帝创造的男性和女性生物（由他们的身体决定）来生活，无论这在心理上可能有多么困难，并尽其所能帮助那些认为以这种方式生活是一种特殊斗争的人也活出他们真正的男性和女性身份。

认识到人类被创造为男性和女性，其身体被创造出来在有性生殖中发挥特殊作用，这也为基督徒正确理解同性性关系问题提供了正确的基础。上帝设计男人和女人与异性发生性关系（这就是有性生殖的发生方式）。

因此，正如保罗在罗马书1章26-27节中所说，同性性行为是“逆性的”。这违背了上帝创造人类的行为方式。正是这个真理奠定了各种圣经文本的基础，这些文本或明或暗地拒绝同性恋者的性行为，这也是基督教会历来拒绝同性恋者性行为的原因。

此外，圣经还教导说，上帝创造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婚姻，作为性行为的适当环境（创世纪2:18-25），并作为无论是现在还是在永恒里，上帝和他的子民之间关系的形象（以弗所书5:31-32，启示录21:2）。理解这个进一步的真理意味着，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婚姻需要发生在两个异性之间，而同性结合，无论多么有爱，都不能被恰当地视为婚姻。

谈到堕胎问题，由于美国最高法院最近泄露了有关该主题的意见草案，该问题再次成为头条新闻。对该问题的适当处理必须基于对人类生命何时开始的理解。

圣经在《约伯记》31:15、《诗篇》139:13-18、《以赛亚书》49:1和《路加福音》1:41-43等章节中证明，人的生命从子宫开始。现代科学研究同意并补充说，人类的生命开始于受孕的那一刻。正如美国作家南希·皮尔斯（Nancy Pearcey）所指出的，胎儿变成人类的“神奇时刻”并不存在。人的生命是从受孕开始的延续。未出生的孩子不是真正的人类，因为他们缺乏知觉和自主权的论点只有在我们说（大多数人都不会说）成年人由于某种原因缺乏知觉或自主权时也不是真正的人类时才有效。

对这个问题的这种理解意味着，关于堕胎的伦理辩论不能简单地从母亲的身体、心理或经济福祉的角度出发。这些事情非常重要，但它们必须与未出生婴儿的生命权相平衡。换句话说，堕胎的伦理不仅仅是支持堕胎的口号所说的女性“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它们是关于她是否有权控制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身体，使他或她的生命结束。拜登总统最近在评论堕胎辩论是关于“选择堕胎”的权利时放弃了这场比赛。正是如此。

以这种方式看待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堕胎都被自动排除。在一些棘手的情况下，比如宫外孕，或者严重的胎儿畸形，我们可以合理地辩称，终结未出生婴儿的生命是一件伦理上正确的事情。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认识到这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一个人已经死亡，他们的死亡需要得到承认，他们的损失需要得到适当的哀悼。

来自正确理解的伦理行为原则在主观上并没有使伦理决策更容易做出。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我们作为堕落的生物想要获得福祉，这意味着我们总是会被诱惑去做一个感觉正确的决定，而不是因为它是正确的。然而，正如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所看到的，当我们努力去理解什么是正确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去抵制我们堕落本性的诱惑，去做道德上正确的事情。

原作者马丁·戴夫（Martin Davie），为英国圣公会平信徒神学家、牛津大学威克里夫学院教义学副导师。文章观点仅代表原作者，不代表译者和平台。